1905年。我國古代科舉制度始於始於隋朝，隋文帝楊堅創立。他淵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朝，廢除於清朝末年，歷經隋、唐、宋、元、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週年。
科舉是中國官制史上的巨大進步.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他淵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朝，廢除於清朝末年，歷經唐、宋、元、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週年，在國內外有着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從中國的官制史上看，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巨大進步，也有人認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曾採用過各種方式，建立過各種官吏制度選拔其所需要的人才。
夏、商、周採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祿制”，均為血緣世襲關係，難以得其優秀人才，其結果是“龍生龍，鳳生風”老百姓的兒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漢朝的“察舉”和“徵辟”制替代了世襲制，由州、郡地方長官向朝廷舉薦人才，經朝廷考察後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詔選任官吏，這自然是一個進步。但仍是地方長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願，人為因素很大。
由於掌握選官大權的官僚們注重門第，官官相護，朋比為奸，徇私舞弊，出現的嚴重問題是：“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出身底層的好人才還是不能被選拔上來。魏晉南北朝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由政府選派有聲望的官員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評一些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將其所管轄的地區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薦給朝廷，任用官職。
這在當時多少改變了州、郡地方長官隨意左右，為所欲為，受賄營私的狀況，到是選拔出了一些比較有才能的人進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後來卻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訪人，唯問中正”，實際上已成為大地主、豪族勢力控制選官的工具。家世、門第成為評定官品的唯一標準。
從而出現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場之外。從隋朝至明清的科舉制度，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統一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公開張榜”的原則，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對我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
給中小地主階級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入仕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機會和條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優秀人才脱穎而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一登上歷史的政治舞台，成為統治階級的棟樑之才。
北宋的呂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將母子二人趕出家門長期居住在一個山洞裏過着飢寒生活，他則發奮讀書而高中狀元，極善理政治國，成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貧，進土及第後官至宰相，大有作為，享有“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譽。
南宋狀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過一官．父親只是一個普通讀書人，一家人長期身居低層，他入仕後，丹心報國，壯烈就義，成為千古傳頌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間的陝西狀元王傑和清末最後一名狀元劉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父母都是種田人。
王傑在朝為官40餘年，身為嘉慶帝師，官居高位，剛正廉潔，一塵不染，伸張正義，最恨邪惡。嘉慶皇帝懲辦貪官和紳時，王傑是主審官。王傑是後世公認的乾、嘉兩代名臣。王傑晚年告老還鄉，嘉慶皇帝對他的稱讚是：“直道一身立廟廊，兩袖清風返寒城”。
倘若沒有科舉制度，這些布衣草民們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龍門，身居高位的，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在漫長的1300年的科舉制度中，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隋唐以後，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着不解之緣，都有過科舉生涯，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的是極少數。
科舉產生出了一大批善於治國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眾多有傑出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詩人、學者、教育家、科學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孫伏伽、王維、張九齡、韓愈、柳宗元、劉禹錫、顏真卿、柳公權、白居易，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朱熹、包拯、寇準、張九成、張孝祥，明代的楊慎、康海、湯顯祖、張居正、海瑞、徐光啟，清代的紀曉嵐、劉墉、鄭板橋、翁同和、洪鈞、錢大聽、林則徐、張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狀元、進土和舉人之中，都是中華民族的英才。1300年的科舉制度幾乎佔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五分之三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歷史之長，影響之大，家喻户曉，婦孺皆知。
它對於祖國的統一、社會的穩定、各民族的團結和融合，對於中華文明的傳播和建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進和發展都曾產生過巨大作用。我國的科舉制度從宋元以後東漸西傳，越南、日本、韓國、朝鮮，在其國內都較長時間仿照中國推行過科舉制度；法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選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國科舉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響。
西方現代的文官選拔制度、我國現代的教育制度和幹部選拔制度都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孫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權憲法》）。西方人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稱之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它無疑對中華民族，對全人類都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中國的科舉考試內容到明代以八股文為主，即“八股取仕”。
它逐步成為僵化模式，特別是到晚清時成為嚴重束縛知識分子的枷鎖，暴露出種種弊端。因此，吳敬梓才寫出了《儒林外史》這部諷刺科場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會制度行將滅亡之際，發生了戊戌變法，“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已成為歷史的必然。
1905年清政府頒佈了停止科舉的上諭。從此，1300年的科舉制度宣告結束。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態度正確認識中國的科舉制度，給其應有的歷史地位。列寧説：“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列寧全集》第20卷401頁）
我們應當遵照列寧的教導，把科舉制度放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和四千多年的官制史中，實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我認為1300年的科舉制度，主流是好的，積極進步作用佔其主導地位，不能因其有巨大的進步作用而掩蓋其晚期的嚴重弊端，也不能因為晚期的嚴重弊端而否定其巨大的進步作用。
進士：意即貢舉的人員。唐代科目中以進士科最被重視，明、清兩代，始以進士為考中者的名稱，凡是舉人（鄉試考中者）經過會試考中者為貢士，由貢士經過殿試錄取者為進士。
狀元：科舉考試以名列第一者為元。唐代舉人赴京應禮部考試都須投狀，因此稱進士科及第的第一名為狀元，也叫狀頭。宋代以殿試首名稱狀元。明、清會試以後，貢士須作殿試，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為狀元。
榜眼：科舉殿試一甲第二名稱榜眼。北宋初期，殿試錄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稱榜眼，意思是指榜中雙眼。明、清兩代專指第二名，第三名稱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
探花：科舉殿試一甲第三名稱探花。唐代進士曲江杏園初宴，稱“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進士二三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探採名花，探花之名始於此，宋代又稱探花郎。南宋以後，專指殿試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襲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貢士：古代向朝廷薦舉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後，經鄉貢
考試合格的叫貢士。清代，會試考中的為貢士。
會元：科舉制度中鄉試中式為舉人，舉人會試中式第一名為會元。
舉人：原指被推薦之人，為歷代對各地鄉貢入京應試者的通稱。明、清兩代，為鄉試考中者的專稱，作為一種出身資格，中了舉人叫“發解”、“發達”，簡稱“發”，習慣上俗稱為“老爺”。
解元：唐代，舉進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試，故相沿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宋以前稱解頭。
孝廉：漢代選拔官吏的科目之一，為士大夫的主要途徑。明清俗稱舉人為孝廉。
舉主與門生：漢代士人通過察舉和徵辟人仁做官、主持州郡察舉的列侯。刺吏、郡稱為舉主，被舉、被闢的賢士便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後科舉考試及第者對主考官亦自稱門生。宋太祖之後，進士由御前殿試取錄，進士從此成為“天子門生”；同時亦明文規定以後舉人不得自稱考官門生。
貢生：明、清時府、州、縣學的生員，凡已考選升入國子監肄業的稱為貢生。意思是以人才貢獻給皇帝。
秀才：別稱“茂才”。本是優秀人才的通稱。漢代以後，成為薦舉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時，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設秀才科，後來漸漸廢去，僅作為對一般儒生的泛稱。明太祖曾採取薦舉的方法，舉秀才數十人，反以知府為官。明、清兩代，專門用來稱府、州、縣的學員。習慣上也稱為“相公”。
科舉的歷史影響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相對於世襲、舉薦、九品官人法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仿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後。16至17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遊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18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英國在19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敍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還讓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
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
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並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閒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佔了絕大多數。
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於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
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於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聖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侷限制了人材的出路。
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但到了明清兩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於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傑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於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蹟。
